当前位置:首页 极科头条 全球创新指数发布 美国受特朗普政府拖累跌出前十 中国提升两位 1970-01-01 08:00:00 来源:极科网 领域:行业热点 浏览:7

“创新理论”奠基人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创新是社会经济系统演进的直接动力,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机会。中国经济在“中国式创新”下得到迅速发展,或许是对熊彼特一个很好的注解。

作为曾经长期被扣上“山寨”帽子的中国,正在以自己的“创新步伐”改变这一形象。过去两年,中国的创新能力开始受到国外的大力推崇,一些欧美主流媒体称中国已从模仿者成为了创新者,是时候模仿中国了,在一些国际机构的国家创新能力排名榜中,中国的排名也不断大幅提升。

1月23日最新一期的彭博创新指数发布,韩国连续5年位居榜首,美国首次跌出前十名。中国从事科技与工程的人员在总劳动力之中的占比越来越高,因此中国上升两名,排在第19。有专家表示,中美两国排名的升降基本是客观的,美国创新能力排名下降或与特朗普的相关政策有关。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具体排名。2018彭博创新指数参考研发支出、高科技企业集中度等7项指标,排在前十位分别是韩国、瑞典、新加坡、德国、瑞士、日本、芬兰、丹麦、法国和以色列。

韩国创新力最强 三星立首功

彭博社称,三星是韩国保持榜首的支撑力。韩国市值最高的企业三星电子在美国获得的专利数量,在全世界所有企业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IBM。

美国不入前十 与特朗普政府有关

全球创新指数发布 美国受特朗普政府拖累跌出前十 中国提升两位

彭博社称,美国高等教育效率类别(包括新毕业的理科和工科学生占劳动人口的比例)的排名下滑8位,在高增值制造业类别中的排名也出现下滑。技术经济观察家瞬雨认为这与特朗普上任有一定关系。由于特朗普的政策原因,硅谷等地创新氛围受到影响。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昌会23日也表示,由于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特朗普上台后,削减很多科技领域的开支。另外,美国内部一段时期以来纷争不断,使得整个国家也没有一条长期坚持的清晰的发展思路。

中国排名上升两位 将打造全球创新高地

彭博社称,中国劳动力中大量涌现出新的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科技公司创新专利数量也在不断增加。2017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总量比2012年增长70%,居世界第二;国际科技论文被引量首次超过德国、英国,跃居世界第二。

此外,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第一,有效发明专利保有量居世界第三。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1.3万亿元。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超过13.6万家,研发投入占比超过全国的50%,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比超过全国40%,上缴税费预计超过1.5万亿元,营业总收入预计超过30万亿元,增长均达到10%以上,提供就业岗位超过2500万个。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52.2%升至57.5%。

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报告称,中国已变成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支出国,2015年全球研发经费总额近2万亿美元,中国占21%。如果按当前增长速度持续下去,中国将很快变成研发经费最大支出国。同时,中国大幅扩大技术工人队伍。从2000年到2014年,每年获得理工科学士学位的大学毕业生人数从大约35.9万人增长到165万人。而同期美国相应的毕业生人数则从大约48.3万人增长到74.2万人。

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中国基础前沿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重大原创性成果,高端装备大步走向世界。同时,创新格局出现重大变化,科研院所和高校在基础研究中发挥主力军作用,企业在技术创新中担纲“主角”,很多新产业新业态引领世界潮流。

英国《金融时报》这样评价中国的创新浪潮:“从世界最大的无现金交易总量到世界最快的大数据计算速度,从世界最大的电动汽车市场到世界最先进的高铁网络,从世界最多产的人工智能科学论文到世界最领先的光伏产业链,中国在许多行业突破科技瓶颈,成为世界的领跑者。”

在国务院最新发布《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为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大的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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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 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等事件,恰恰不是意味着真相的破产,而是意味着原来没有被我们的认识所把握的真相的硬核的浮现。 2016年底,《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评为英语世界年度热词,该说法甫一问世,即引起了广泛关注。“后真相”不仅总结和凸显了2016年国际政治的现状,反映了国际大环境的时代特色,而且超越了政治领域,深入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大数据时代,权力、技术的深度介入,真相变得面目可疑,甚至面目可憎,谎话、流言、绯闻以真相的幌子在网络上肆意流传,而真相却不知所踪。相对于过去人们对真相和真理的孜孜追求,后真相时代的人们似乎更倾向于把立场、情感和利益置于真相和真理之前。这样的深层次危机,无论是对良性社会的建构、共识的形成,还是公信力的提升以及政权的稳定,都是不利的,有必要认真审视和分析。近日,《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上海思想界》编辑部、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联合召开了“多维视野中的后真相时代:问题与对策”研讨会。下文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蓝江的发言,以飨读者。 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 文 | 蓝江 随着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无论是西方的主流媒体,还是主要的高校中的调查机构,都一时间陷入了窘境。他们感到最为窘迫的,并非是作为右翼保守主义的势力在新自由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的框架下重新崛起,而是他们在选举前做出的种种预测和调查几乎全部出错了。最终的结果让所有预测机构和学院派都感到大跌眼镜,原因并不是他们认为自己在数据分析上出现了差错,没有严格按照政治科学分析和数据分析的程序来循规蹈矩地得出结论,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十分严格地执行了这个学科性的规定,并最大程度上依循最客观的数据上的结论,而最终的结果却谬之千里,这才是令他们感到最疑惑不解的地方。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原先只在哲学圈子里流行的词汇“后真相(post-truth)”,一跃成为自2016年11月以来的各大媒体上最流行的词汇之一,而随后《牛津词典》公布的2016年的年度英语词汇,正是“后真相”。那么,我们是否已经进入到一个后真相时代?后真相对于我们来说,尤其对于政治决断来说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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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现代科学的兴起,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兴起,让基于实验数据而推理的方式获得了推崇。相对于演绎推理,归纳性的数据分析能够有效地建立起推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也能够提供关于真实世界的真相。因此,实验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以及得出的相关的结果,可以作为我们接近真相的基础。简言之,科学数据和计算提供的是科学的客观性基础,而这个客观性基础,正是使现代科学成为科学的东西。在整个科学史发展过程中,以数据和事实归纳形成的客观性,并不是一开始都十分顺利,如意大利天文学家皮亚齐在1801年观测谷神星收集的数据,不足以形成对谷神星运行规定的判断,原因并不是数据过少,而是数据过多,以至于任何一条现实的轨迹都无法满足所有观测数据的值,因为皮亚齐面对的是过多数据构成的超定方程组。后来是数学家高斯通过最小二乘法,对数据进行主观优化,从而既平衡了各个数据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准确地预测出谷神星的位置。这样,基于观测数据和事实为基础的客观性,成为我们在今天理解真相的最后保障。在任何观念和知识不能提供真相的保障时,数据的收集、分析、计算、归纳得出的结论成为我们探索真相的最为重要的根基。 在这个基础上,数据、信息、数值成为当下客观性真相的唯一保障。这种保障不仅仅出现在科学领域,也出现在类-科学(quasi-science)领域,比如对社会现实、政治状态、新闻传播的影响、心理结构等,都会使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同时现代人也意识到,我们对真相的了解也不能完全依赖于数值分析和计算,因此,各个学科都会采用质性方法来平衡数值分析和计算、数据统计产生的结果。比如说社会学中的民族志或田野研究,就是对数据收集与分析的一种平衡,但是这些质性研究方法,不能单独作为获取真相的途径。在一定程度上,无论是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还是政治学,质性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数据和数值的客观性研究的补充出现的。它一方面补充了数值分析所不能说明的情况,也平衡了数据和数值分析中过于僵化的情形,但所有这些都必须以客观数据为基础来说明真相。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之前,人们会如此看重各大机构所提供的数据分析。新闻机构以及专门从事调查分析的学术机构,所从事的数据收集和分析都是严格按照教科书式的方式来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们获得的数据没有弄虚作假,全部是真实有效的。但是问题在于,这些并非虚假的结论(作为客观性的结论)与最后的历史性结果截然相反,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事实上,正如有人指出,民调机构和媒体预测在美国大选历史上并不是没有错过,例如杜鲁门和杜威竞选时,著名的民意测验机构盖洛普预测的是杜威获胜;而同样在肯尼迪和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时,在二人电视辩论之前,媒体预测的也是尼克松获胜。但是,之前的预测出错的时候,人们更愿意解释是某种调查的设计上有缺陷,以至于某些因素没有被纳入到调查的考察之内(例如第一次电视辩论的尼克松明显在形象上败给了肯尼迪,而媒体的参数设定的还是从政经验、学历、外交能力等方面)。此后,媒体认为,不能过多地信任某一家(如盖洛普)机构的调查预测,应该让调查预测多元化,用多个不同机构和民意测验来平衡某一家权威机构的分析结果。在此后的过程中,由于调查和数据分析的多元化,让后来的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基本上是符合大多数民意测验机构和媒体预测的结论的。在这个意义上,多元化的数据分析继续充当了真理或真相的客观性基础。 然而,这次的民调和预测分析却与以往有着根本的不同,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区别是,不仅仅是绝大多数的预测错了,而是几乎没有民调和预测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就不是某个机构在调查设计和统计上的缺陷,而是整个作为客观性基础的数据收集与分析遭到最彻底的质疑。因为,在几乎所有预测都出错的情况下,人们怀疑的目标不再是某个机构调查和分析的合理性,而是数据作为真理客观性基础的合法性。长期以来,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数据成为毋庸置疑的客观性事实的支撑。但是,在当下的背景下,数据及其分析已经不能为我们提供触及真相的路径。这样,作为客观性基础的数据分析遭到了挑战,这种挑战的结果是,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数据分析和归纳来获得真相。 但是这个结论很容易被蒙昧主义所利用,也就是说,由于数据在调查分析上的漏洞,以及在预测上的失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直接宣布,作为实在论根据的数据客观性不再有效,数据分析的结果与主观臆断实质上没有什么两样,而数据的客观性,实际上不过是伪装成客观性的主观性,对于这些人来说,数据的选取和甄别已经出现了主观判断,而这种主观判断的倾向性会导致预测的偏向。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更愿意用主观立场,而不是客观事实来判断一个数据预测的真实性,在主观价值介入之后,人们更愿意相信某些数据,而不相信另外一些数据。例如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后,截取了对自己有利的数据,证明自己的“限穆令”是他执政以来最受欢迎的命令,并借此来挑战联邦法院的裁决。而在政治立场的另一方,他们也有相关的数据证明总统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样来看,由于调查统计和预测的多元化,数据的客观性变成了粉饰各派立场的一个装饰物,它们不再是通往真理大门的唯一途径,而是用来巩固不同政治立场的一种武器,借此来攻击和挞伐对方的论点。在这样的背景下,真相变得不再重要,媒体和预测机构以及行政部门,他们关心的不再是事实上的真相如何,而是以主观立场介入的后真相。后真相被形容词化,它所修辞的名词正是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立场、观点。 我们看到,马克斯·韦伯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和事实原则已经在今天被虚无化了,那种可以在各种价值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以便无偏倚地得出客观性的结论,已经明显不符合后真相时代的话语。在韦伯所开创的时代中,客观性的事实原则是获得真理的最后屏障,也是社会科学得以建基的唯一基础。所有的主观立场,只有经过客观性(尤其是以数据为中心的客观性)的准绳检验之后,才能纳入考量,否则就是前现代的带有魅惑性的价值判断。在韦伯看来,尤其是在他的《以学术为业》的讲座中,价值中立的事实原则成为学术研究的基本伦理,无论持何种立场,都必须在客观性的标准面前进行检验,这是一种客观性优先于立场的原则。 然而,今天的状况恰恰相反,由于数据、统计、数值分析得出的客观性结论遭到质疑,客观性的价值只剩下用来装点不同的政治立场,每种立场总能截取对自己有利的数据分析,从而将与自己相悖的数据弃之不用。这样,真相优先于立场的原则被颠倒为立场优先于真相,重要的不再是客观性的数据所再现出来的事实。因为在今天的背景下(尤其经过利奥塔、鲍德里亚、维利里奥等人之后),能被数据和事实所证明的真相被边缘化,他们发展出来一套拟像体系,提出了比真实更真实的原则,从而直接消除了唯一真相的合法性,让拟像的真相取代了原本的真相。这样,在哲学上,经过鲍德里亚等人洗礼,真相直接过渡到后真相,真相变成了复数的真相,每一个真相只是面对一种特定拟像下的数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那个最终的真相,因为最终的真相下面,永远有一个需要发现的真相在等着我们。 尽管我们大可不必随着鲍德里亚的姿态走向真实的虚无化,但是,我们的确面对一种状况,原来支撑真相的两大基础都崩溃了,即作为普世性的理性原则(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演绎推理逻辑,甚至连哈贝马斯所提倡的协商和交往理性也一并被质疑),以及作为经验性数据收集、统计、分析的客观性结论。这两个基础恰恰是现代社会和科学赖以存在的基石,一旦崩塌,人们唯一可以诉诸的就是主观性原则。这或许可以解释在今天为什么已经被现代性所祛魅的宗教,重新在21世纪的世界里大行其道。一旦客观性原则和理性原则不再成为接近真相的途径,人们就会摒弃向外部寻找的事实性依靠,从而转向内部,寻求内心中的慰藉。也就是说,在今天,更容易影响人的行为决策的不再是客观事实,而是内心的信仰和情感依靠,人们不是在理性分析和判断数据基础上做出决定,而是转向内心中的立场和情感。我们很难在当下去说服一个穆斯林返回到世俗化的道路上,同样我们也不可能指望理性的说教可以改变一个特朗普的信徒的投票选择(尽管这个信徒可能在民调采访时自然选择政治正确的说法,但投票时会转向另一方)。这是一个立场先于真相的时代,也就是被媒体高呼的“后真相”时代。 是否在这个“后真相”时代里,真相和客观性真的终结了吗?我们再也不能相信科学预测的结论了吗?当代的哲学家们并不这么认为。法国哲学家昆汀·梅亚苏将这种蜷缩在立场之中,用立场来判定真相的方式称为相关主义(correlationism),而真正需要打破的恰恰是相关主义建立的死循环,因为在相关主义的立场之外,还存在着永远不能被观念化的物质性的原化石(arche-fossil)。巴迪欧在他2006年的《世界的逻辑》中,也强调这个世界除了语言和身体之外,还存在着真理。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要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真相,尽管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真相是什么。鲍德里亚等人的语言魔术,只能是智术师一般的诡辩,这种诡辩无法从实在层面彻底消灭真相的存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迪欧以及梅亚苏等人,坚持将这种原则称为唯物主义或者实在论的原则,而这种原则的目的恰恰是为了消解相关主义的“后真相”判断,让那个真相的硬核从现实中浮现出来。 这样来说,英国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等黑天鹅事件,恰恰不是意味着真相的破产,而是意味着原来没有被我们的认识所把握的真相的硬核的浮现,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化约为民粹主义立场或保守主义立场的复兴,而是要意识到这些现象背后所隐藏的合理性。对于一种黑天鹅现象的简单命名(如民粹主义)很容易,但是,这种命名恰恰是背弃真相的,是这种民粹主义命名直接将真相的内核转化为所谓的“后真相”,并借此来否定真相的价值。其中的最大优势在于,在掩饰了客观性真相之后,能直接满足他们用主观性的立场判断来引导人们的行为。所以,在“后真相”时代,我们恰恰需要重新高举真相的大旗,因为不是没有真相,而是以往我们接近真相的方式都出现了漏洞,需要重新在更宏大的背景下,重建一个可以接近客观性标准的框架,而不是让真相留下的空位直接转移到主观性之上。否则,我们的社会必然会被彼此充满敌意的主观立场性的判断主导,我们今天看到的白人保守主义和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对垒,实际上就是一种彻底摒弃了真相客观性之后的“后真相”的立场对垒。所以,作为一种唯物主义的立场,我们仍然需要将真相,尤其是物质客观性真相作为探索的目的,尽管我们不能确定这个真相是什么。这种有漏洞的真相或者所谓的思辨性的唯物主义,才是我们可以摆脱纯粹主观主义的站队,摆脱以立场优先来做判断的“后真相”时代的可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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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评论 2017-04-25
专利战场,它们进行花式“互怼” 专利知识产权华为 当前,全球手机市场可谓格外热闹——苹果起诉高通,高通起诉魅族,三星大战苹果,华为大战三星,爱立信起诉小米…… 在专利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它们为何而战?战况如何? 华为 VS 三星 中美两国不少于5起专利纷争 去年5月25日,华为在美国和中国提起对三星公司的知识产权诉讼,包括加州北区法院和深圳中级人民法院。 华为提交给加州北区美国地区法院公开的起诉书信息显示,华为在美国起诉三星电子、三星电子(美国)和三星研究院(美国)专利侵权,涉案专利主要是涉及LTE标准的通信技术专利。 2016年6月27日,华为将三星等公司诉至泉州中院,诉称包括最新款Galaxy S7 (G9300)在内的共计16款三星手机产品涉嫌专利侵权,并索赔8050万元(含合理支出费用50万元)。 面对华为发起的凌厉攻势,三星也毫不示弱。 2016年7月22日,三星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起诉北京亨通达百货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侵犯其专利,并在其中两个案件中,分别主张赔偿经济损失和合理支出8050万元,共计1.61亿元。 显然,华为诉三星侵权索赔8000万元,三星则诉华为侵权索赔1.6亿元,恰好是华为索赔金额的2倍,三星欲“反制”或“教训”华为的傲慢想法可谓“一览无遗”。 日前,泉州中院一审判决认定,三星公司共计22款产品构成专利侵权,并判决三星公司停止制造、许诺销售、销售搭载涉案专利技术方案的移动终端共计22款Galaxy系列手机;同时,三星公司赔偿华为终端公司经济损失8000万元及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50万元。 苹果 VS 三星 拼杀七年 未完待续 苹果公司因为三星第一代Galaxy手机与iPhone的相似程度极大,并在向三星发出专利授权要约遭到三星拒绝以后,将三星告上法庭。 于是,苹果于2011年4月发起对三星系列产品外观设计侵权的专利诉讼。2012年,法院对苹果诉三星外观设计侵权一案做出正式判决:三星需要向苹果赔偿9.3亿美元。 随后,三星对判决提出上诉。2013年3月,美国地方法院法官认为陪审团核定的赔偿金过高,减少到4.505亿美元;但到了2014年11月,陪审团又追加给苹果额外的2.905亿美元赔偿。 2015年5月,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称,三星侵犯了苹果的设计和功能专利,但并未侵犯苹果的“商业外观”专利。因此,地方法院需要重新评估这3.82亿美元的“商业外观”赔偿费用。最终,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要求三星向苹果赔偿5.48亿美元。 2015年12月,在上诉法院所定的截止期限到达前,三星先行支付给苹果5.48亿美元的损害赔偿,但也一直强调,一旦最高法院愿意接受审理并做出不同判决,将向苹果追讨回其中的3.99亿美元。 2016年10月11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此案件召开了听证会,并于2016年12月6日做出判决,就有关外观设计侵权赔偿部分,发回上诉法院对此进行重审。 这场始于2011年的诉讼,历时7年之久依旧存在诸多变数。 魅族 VS 高通 “战士”投诚 握手言和 2016年6月23日,因长期拖欠高通专利使用费,魅族被高通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索赔5.2亿元。紧接着6月30日,高通再诉魅族,称其侵犯了高通覆盖智能手机多种功能和技术的多项专利,包括与3G(WCDMA和CDMA2000)及4G(LTE)无线通信标准相关的专利,共计索赔1700万元。 起初,魅族副总裁李楠面对高通指责魅族没有谈判诚意一说,反击称,高通谈判并无诚意。因为高通的专利收费标准不平等也不合理。 一时间,魅族似乎成了捍卫国产手机厂商利益的“战士”。 面对魅族的“强硬态度”,高通显然被激怒了。 2016年10月15日,高通对外宣布,已在美国、德国和法国对魅族的侵权行为采取新一轮法律救济。 其中,在美国,向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起投诉;在德国,向慕尼黑地方法院起诉魅族侵犯公司专利;而在法国,则发起了针对侵权产品的扣押程序,以便为未来在法国发起的侵权诉讼获取证据。 2个月后,2016年12月30日,魅族与高通正式和解,该协议解决了高通和魅族之间在中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所有专利纠纷。 高通和魅族已经同意采取适当步骤终止或撤回专利侵权诉讼及相关专利无效或其他相关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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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评论 2017-04-26
三星“摇钱树”芯片业务历史:李健熙40年前力排众议建立 作为三星集团的董事长,李健熙(Lee Kun-hee)现在因为心脏病丧失了能力,无法继续运营公司。当年,李健熙在推动公司进军半导体行业时受到了来自三星管理层的质疑。知情人士称,首批质疑者中就包括三星创始人、李健熙的父亲。当时,三星更为出名的业务是其食品、纺织品以及物流,并且刚刚开始在国内生产黑白电视机。 进军芯片行业 但是到了1974年,李健熙非常看好芯片行业的潜力,以至于他自己掏腰包收购了当时陷入财务困境的韩国半导体公司50%股份。他最终也说服了自己的父亲。 “他们相信未来将处于一个信息科技世界中,于是他们作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决定,”三星执行副总裁E.S. Jung表示,他负责三星半导体研发中心。 三星半导体部门一开始为手表生产芯片。1980年,三星半导体部门并入三星电子。 英特尔、三星等公司半导体收入 李健熙的赌博取得回报。1992年,三星成为首家开发出64Mb DRAM内存芯片的公司,遥遥领先于日本竞争对手。DRAM芯片是一个关键PC零部件。 主导存储芯片市场 现在,三星在全球DRAM芯片市场的份额约为50%,在全球存储芯片市场的份额约为37%。在高端半导体代工领域,三星还是后起之秀,该领域被台积电主导。尽管三星芯片代工业务规模不大,但是已经拥有苹果公司、高通公司等重要客户。 三星还开创了半导体行业的先河,利用大尺寸硅晶圆扩大生产。硅晶圆是半导体的基础材料。竞争对手由于缺少三星的技术,只能使用尺寸更小,磁盘形的晶圆生产。生产同等数量的芯片,小尺寸晶圆的效率更低,成本更高。三星是首批使用8英寸和12英寸晶圆生产芯片的公司之一。 行业专家称,三星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大存储芯片制造商,主要源于该公司在研发上进行了大笔投资。 “三星始终保持领先,所以即便在市场低迷时,我们的生产仍在继续,”E.S. Jung称,他从1985年开始在三星供职,“即便是其他公司陷入亏损,我们依旧能够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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