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极科头条 山西产业园区将引入极科网优质项目 助推地方产业升级 1970-01-01 08:00:00 来源:极科网 领域:大事件 浏览:35

2018年3月26日下午,山西综改区创新发展部梁部长、山西蚂蚁众创空间总经理章洁一行到访极科网,极科网创始人冷玉文、执行总裁冯奎武、科技部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主任牛牧君等人进行了接待。此次来访,主要就极科网在山西落地合作项目进行了交流,希望双方加强沟通,建立长效沟通机制。会上,自然科技基金委温司长在座。

冷总简要介绍了公司2017年工作成效和2018年工作规划。他说,极科网针对现有科技成果转化弊端,形成了一套完整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方案,通过对行业资源进行整合梳理,以市场为导向,将项目与场景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评估,项目的评估在整个科技成果转化中占有重要位置,极科网邀请成果转化过程中所有环节资源共同参与评估,线上线下环节无缝连接,筛选出真正符合市场需求的项目,让好技术以最快速度落地。为此,极科网响应地方政策规划,根据当地需求,建立地方运营中心,协助解决现有转型遇到的问题。

同时,冷总介绍到,目前极科网引入的任务管理系统,该系统避免了企业微信群使用泛滥、项目信息得不到有效公示等问题。通过打造专项任务管理平台,为专家、项目方、产业园区、投资方等各类科技成果产业化参与方提供了专业、私密的任务沟通机制,形成长效沟通机制,使项目推进有监管、有沟通,保障了成果产业化效率。

山西蚂蚁众创空间总经理章洁介绍了山西发展状况。她表示,山西目前缺乏大量科技资源,当地科技资源配置得不到有效分配。希望借助极科网评估平台的综合资源优势,带动当地科技发展,为政府解决评估决策等问题,做好科技项目的把关者。

山西综改区创新发展部梁部长介绍了山西综改区开发区园区发展规划。梁部长表示,山西鼓励发展现代服务业、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产业、新业态,相关领域企业在综改区落户政府扶植力度很大。目前综改区开发区过多,重复率高,导致资源缺乏,目前通过对园区进行梳理整合已有一定规模,储配了2000个亿的项目,在对项目的筛选上是急需要解决的问题,此次来访极科网,想借助极科网平台的综合资源优势,为综改区的科技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温司长认为双方的合作前景广阔,结合目前科技成果行业现状痛点分析极科网成立的价值和意义,极科网从线上线下打造全方位资源体系,通过全国运营中心实现成果在地方产业的精准落地。

会上,双方就如何发挥双方特长和优势开展全方面、深层次的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梁部长欢迎极科网尽快落户,将极科网优质项目引入到山西,双方尽快建立沟通机制。

极科网作为全球首个科技产业化创新评估平台,它是以科技成果产业化评估评价为核心,以全球科技资源整合为基础,形成遍布全球的专业资源网络和线下运营中心体系,为优质科技项目提供全产业链支撑,提高技术成果转化效率,带动全球创新科技快速产业化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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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晒”出 科技成果转化账单 3月29日,中科院向社会公布了一份账单:去年中科院通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项目,为社会企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3831.43亿元,比上年增长了7.68%;为社会企业当年新增利税472.44亿元,比上年增长6.83%。其中江苏、广东、河南、浙江、安徽、山东、重庆、辽宁、吉林、湖南、陕西、北京等12个省市的社会企业当年新增销售收入均达到100亿元以上。 一份相当漂亮的账单。 老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记者注意到,去年上半年,国务院印发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也印发了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的通知。下半年,中科院和科技部又印发了《中科院关于新时期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指导意见》。一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纷纷出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科技成果转化依然不易。 市场需要什么样的科技成果,靠政策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守着“金山银山”却只能卖出石头的价钱,“指导意见”好像也不能直接“变现”;而“象牙塔”里的高新技术想要走进产业“接地气”,拿着“方案”仍旧迈不开前行的脚步…… 科技成果转化难是个老问题。多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定不是简单的问题,它必定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副所长刘中民院士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如果有100个条件决定它能够成功,那成功就得是这100个条件必须都具备,只要有一个条件不具备,那就可能导致失败。 烟花三月,油菜花开。记者在苏南苏北采访,想在这个经济大省,寻找科技成果转化的那些“条件”。 你看得清市场需求吗 科技成果要想转化为商品,首先得满足市场的需求。但市场到底需求什么,可不是人人都能看得清的。 中科院上海光机所是研究强激光技术、激光与光电子器件、光学材料的激光专业研究所。上海光机所有个实验室,在国内最早开展粒子计数研究。早期它将此技术成功转给一家从事洁净实验室洁净度检测的公司。当PM2.5为社会关注时,实验室就开展对PM2.5的检测研究,并研制了检测仪器。但这种仪器又大又重,市场反馈很差。研制整个PM2.5检测仪器显然不是实验室人员的优势。 但在上海光机所与南京开发区2012年共建的科技成果中试孵化基地——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情况发生了逆转。通过南京激光院与生产空气净化器企业合作,科研人员把这项检测技术结合到相关产品中。他们研制出PM2.5的检测模块,把模块嵌入到企业产品中,结果,这款产品很受市场欢迎。 市场需要针对PM2.5的检测技术,但不见得需要你生产的净化器或空调。 找准技术的市场定位,这或许就是刘中民院士所说的“成果转化需要的N个条件”中的一个。不论国务院、科技部、中科院或其他部委有多少鼓励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措施,也不论你的技术多么先进,找不准市场定位,市场就不会向你张开双臂。 专家点评 陈卫标(上海光机所副所长、南京先进激光技术研究院院长):上海光机所与南京激光院之间有明确的分工,前者定位于国家重大专项任务和重大基础研究,作为重大创新成果的策源地,持续输送原创性科技成果;而后者则承接这些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开发”,眼睛紧盯着市场需求,开展技术服务、产业孵化与产业集聚。南京激光院的建立,使得上海光机所原来多项难以转化或沉睡的科技成果,在研究院进行“二次开发”后成功获得转化,显著提升了科技成果转化率。 思想解放才能点石成金 科技成果的转化有时也要突破常规。 苏北盱眙县盛产凹凸棒石,其储量占世界总量的48%,国内总量的74%。这是一种黏土,属天然纳米结构矿物材料,被广泛用作吸附剂、悬浮剂、支撑材料、补强材料和功能材料等。 1990年代,美国大量采购中国的凹凸棒石,买一吨矿石仅100元人民币,然后又以产品形式卖给我们,每吨2万多元人民币。盱眙县副县长章文风说:“由于缺少科技支撑,以前我们的凹凸棒石主要是出售原料。”提高产品附加值成为盱眙凹凸棒石产业发展的唯一出路,而寻找能够“点石成金”的科技专家却有障碍。 国内有研究凹凸棒石的高手。中科院兰州化物所环境材料与生态化学研究发展中心主任王爱勤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全世界发表凹凸棒石SCI论文最多的作者,申请国家发明专利82件,其中获授权45件。 然而,要让国立科研机构的高手专家到一个小县城里建立中科院的研发中心,这在以前还没有先例。 中科院南京分院力推与盱眙县的合作。2010年6月,中科院与盱眙县政府共建了“中科院盱眙凹土应用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中心”, 王爱勤受聘主任。中心先后引进中科院兰州化物所、宁波材料所、广州能源研究所,以及常州大学等单位共同构建了“学科交叉、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协同创新、产研共融”的凹凸棒石产业创新发展新格局。现在盱眙凹凸棒石的年产值已由2010年的不足4亿元增长到20亿元。科技部还将“盱眙凹凸棒石特色产业基地”列入第二批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名单。 国立科研机构的参与,激发了盱眙的创新热情,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使盱眙能够“点石成金”。 专家点评 周健民(中科院南京分院院长):过去中科院建立这种研发中心,至少是在地级市建立。在县级建立这种研发中心还没有先例,但盱眙县有强烈的科技需求和独特的资源优势,中科院又有强大的研究实力。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这里成立了中科院院省合作的第一个县级研发中心。事实证明,盱眙研发中心对凹凸棒石的产业促进作用极大。 成果转化需要“唱戏”的平台 科技成果转化难,高技术成果转化更难。比如纳米技术的转化不但对技术要求高,对研究条件、设备的要求也高。中小纳米企业要转化成果怎么办? 2009年底,中科院苏州纳米所成立了。这个第一家落户苏州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定位于纳米科技的应用基础研究和产业化,主要围绕能源、环境、信息、生命与医学等领域开展研发工作。 苏州纳米所致力于成果转化:在国内第一个实现GaN基激光器产业化,是国际上能够生产氮化镓晶片的少数单位之一;高性能纳米碳纤维技术实现碳纳米管批量化生产;印刷电子技术也与企业合作实现产业化…… 纳米研究和生产对设备的要求很高。许多刚刚起步或规模不大的纳米产品企业是买不起微纳加工与测试设备的。为了推动整体创新,在中科院和苏州市的支持,苏州纳米所投资建设了纳米加工、测试分析和生化平台3个纳米技术公共平台。其中的纳米加工平台是利用微纳米尺度的加工手段进行电子、光电子器件、微纳光机电系统、生物芯片和各种传感器开发的技术支撑体系,它与一系列的测试系统,满足了科研单位和企业小批量的加工需求。 目前,这3个公共平台年均服务客户300余个,累计服务机时超过40万机时,服务金额超过2亿元。 专家点评 周旭东(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平台的对外开放,解决了大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课题组缺设备、缺技术、缺资金、缺人才的种种难题,为纳米研发和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和人才支撑,有效改善了所在区域的科研基础设施和科技创新环境。一批纳米技术相关企业依托平台开发产品,逐渐实现成果转化、中试放大,并最终落户苏州。截至2016年底,以苏州纳米所的平台为核心支撑,在周边聚集起约410家纳米技术应用企业,实现产值383亿元。苏州工业园区也成为全球8大纳米技术产业集聚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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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评论 2017-04-11
新型科技成果评价:市场“唱主角” 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扩大科研机构、高校和科研人员的自主权。让政府逐渐从具体事务的管理中撤出,主要考虑宏观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等,更好地发挥政府“无形的手”的调控作用。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第三方机构应该从科学、客观和权威的角度来充分发挥和行使科技成果鉴定的职能,遵从科学和证据导向,确保鉴定过程是科学可信的,鉴定结果要经得住事实和历史的考验。 科技成果评价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环节,过去一直由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对科技成果进行鉴定。近日,科技部已正式废止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的科技成果评价工作,将由委托方交给专业评价机构执行。专家认为,这意味着我国正探索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新型科技成果评价将由市场“唱主角”。 “裁判员”和“运动员”要分离 “在各级科技行政部门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正式废止前,科技成果鉴定是由政府进行操作的。”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国梁看来,这是一种行政化的方式,是历史遗留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化体系中政府职能体现在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包括科技界的人员管理、经费管理、奖励、成果鉴定等等,都是由行政主导各个环节。” “现在废止政府进行科技成果鉴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从整体上来看,这是一种进步。”杨国梁说。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尚智丛也表示,此次科技成果鉴定办法的废止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提倡的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科技成果鉴定的最终成果是为了将来在市场经济中使用,要最终转化为生产力。政府本来应当是科技事务的管理部门,又从事科技成果鉴定的话,就像是‘裁判员’和‘运动员’一体了。”尚智丛表示。 现在科技成果评价工作交由专业机构执行,相当于“裁判员”和“运动员”分离。尚智丛强调,各类研究项目由第三方来评价其成果是否达到要求,而且是否适合于转化为生产力,这样成果转化就可以进入市场进行筛选,实现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 从政府到市场的让渡 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司长许倞此前曾表示,按照国务院有关部署,按照依法行政、转变职能、加强监管、优化服务的原则,明确科技成果鉴定要改变管理方式,科技成果评价工作由委托方委托专业评价机构进行,由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实行自律管理。在许倞看来,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取代主管部门进行成果评价,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进一步“简政放权”。 “用市场来鉴定科技成果的价值,更符合市场经济这个大的框架。从以前行政化的成果鉴定思路转向由市场进行鉴定,这是科技成果评价权限从政府到市场的让渡。”杨国梁认为,这有利于真正有市场价值的科技成果脱颖而出。 “最近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在提‘放管服’,进一步扩大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自主权,把一些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部门科技管理的职能让渡给研究机构、高校和市场。从整体上来看,这也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大体思路。把政府以前‘管得过死’‘管得过多’‘手伸得过长’的问题逐步进行改善。把除了宏观导向和政策以外的一些具体权限逐渐让渡给市场、第三方机构、科研机构或科研人员自身。”杨国梁补充道。 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扩大科研机构、高校和科研人员的自主权。让政府逐渐从具体事务的管理中撤出,主要考虑宏观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等,更好地发挥政府“无形的手”的调控作用。 政府和市场统筹协调 不少专家表示,科技成果转化更多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同时也需要政府的引导与支持,要统筹用好“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让各类市场主体能真正行动起来。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曾表示,科技管理部门主要应规范科技成果评价机构的发展,研究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服务的指导性意见建议,通过政策引导,“既为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留足空间,也要掌握底线、引导服务机构健康持续发展。” 杨国梁建议,从政府的角度应当对科技成果鉴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标准和条例等。“比如第三方机构需要什么样的资质,第三方机构如何在鉴定过程中保持客观独立性,鉴定过程有什么样的标准化流程等等。”总体而言,政府可以在宏观政策的引导和规定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而从市场的角度来讲,杨国梁认为,第三方机构应该从科学、客观和权威的角度来充分发挥和行使科技成果鉴定的职能,遵从科学和证据导向,确保鉴定过程是科学可信的,鉴定结果要经得住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同时,第三方机构还要提升自己的能力与公信力。“如果政府和市场第三方机构都能在各自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就会更好地完成科技成果鉴定的工作。” 而在尚智丛看来,政府首先应履行好政策制定者的职能,然后利用政府资金资助科学研究项目。“政府实际上是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是政府项目的资助者,但是成果的鉴定还是应交由市场以便完成成果的资源配置、筛选。” 尚智丛表示,历史上,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我们各类社会组织都带有很强的政府色彩。比如很多社会组织和学术团体都由政府部门作为主管、主办或挂靠单位。这就使得很多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当逐步去除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这种联系,使其成为完全独立的组织。”尚智丛说。 杨国梁也认为,随着我国各项改革逐渐深入,随着各项制度的完善,这些问题应该会逐步得到改善。“改革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也正是我们下一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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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评论 2017-04-11
三问科技成果转化:“三部曲”如何破解“睡大觉”难题 从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到印发《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再到《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三部曲”的推出,使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法规体系。但调研发现,科技成果锁在抽屉里睡大觉的局面短时间仍难彻底改变。 高校、科研院所等还是很犯难,科技成果怎么定价?谁来评价科技成果?老百姓则关注,每年资金投入那么大,科技成果转化率为何那么低?到底该怎么衡量科技成果转化?就这些问题,科技部相关负责人近日在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作了回答。 一问:谁来评价科技成果? 科技成果评价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环节,过去一直由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对科技成果进行鉴定。去年,我国正式废止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 “这个文件过去主要是针对国家各级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成果进行鉴定的制度安排”,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司长许倞表示,“现在我们更多希望科技成果的评价由市场来决定,政府不再把它作为行政审批工作的一部分”。 许倞表示,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的科技成果评价工作,将由委托方交给专业评价机构执行。“我们希望更多采取市场定价和评价科研成果的办法,更多地由技术拥有方委托社会第三方中介或者是应用方来评价成果。”这意味着,我国正探索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新型科技成果评价将由市场“唱主角”。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表示,“未来,新型科技成果的评价将更多依靠第三方进行和评价。”科技管理部门主要应规范科技成果评价机构的发展,研究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服务的指导性意见建议,通过政策引导,“既为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留足空间,也要掌握底线、引导服务机构健康持续发展。” 二问:如何消除单位法人在科技成果价格决策的顾虑? 科技成果“三权”的下放,尤其是允许市场化定价以后,单位法人有了很大的自主权。但一个新问题是,面对科技成果这一无形资产,如何消除单位法人在价格决策的风险和顾虑? 贺德方分析说,“科技成果转化价格决策后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转化以后可能产生巨大的增值,有人可能会质疑当初你为什么定价低了,也有一种情况是转化失败,将来出现资产减值。” 为了消除这种忧虑,《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明确了一个免责的条款,通过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或者协议定价的方式确定科技成果价格的,单位领导只要履行了勤勉尽职义务,未牟取非法利益,免除其在成果后续价值变化可能承担的价格决策责任。 有机构反映,科技成果采用市场化的定价方式作价入股,公司注册登记的时候或者进行股权奖励的时候,有些地方工商部门仍然要求科研机构提供主管部门的审批文件。对此,贺德方明确表示,根据《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规定,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作为对科技人员的奖励涉及股权注册登记及变更的无需报科研机构、高校主管部门审批。 “科技成果转化基层单位需要担当,相关的地方和行业部门也需要在国家法律的精神指引下有担当精神,我们规定了有免责条款,还有一些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需要各部门和地方共同解决。”贺德方补充说道。 三问:如何衡量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 说到科技成果转化,一个被普遍引用的数字是,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据此有观点认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果真如此吗? 李萌表示,用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个量化测度指标,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国内都是没有的。有些文章说国内科技成果转化率是10%,也有说20%,说发达国家能达到40%、50%,所有引用这些数据的文章都没有提供数据的出处或者具体的计算方法。 科技成果转化率数据难以统计,在于转化率的分子和分母难以界定。“过去的计算方式现在缺少了基础,科技成果的分母都不清楚”,在许倞看来,科技成果转化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描述。科学研究技术发明的成果是分层次的,不同的研究成果有不同的研究阶段和表现形式,有些成果并不一定能直接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 到底该怎么衡量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许倞表示,我们用了长期可统计的数来作为参考,即全国技术市场交易额。2016年我国技术市场交易额已经达到了11400多亿,首次超过了1万亿,其中高等院校向外的技术供给活动增长速度是最快的,达到了21.78%,企业则成为技术吸纳的主体,吸纳技术占交易总量的76.91%,这是全社会成果转移转化活动的重要指标。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可做参考的指标,即国家知识产权局对我国专利实施率和专利转移率的统计,都可以来测度和衡量技术成果交易跟产业化的活跃程度。 许倞表示,随着现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对企业的资助更多的是采用市场的机制,更多的是采用普惠式的政策机制以及优惠性的资金支持和激励,更多的是激发全社会的研究开发,面也更加宽广。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涉及智力资源的评估、激励、管理等诸多环节,啃好这块“硬骨头”,是事关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命题。落实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促进政策利好从“纸面”到“地面”,绝非一日之功,更难一蹴而就,需要相关方在国家法律的精神下有担当精神,各方努力共同促进我国科技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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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评论 2017-04-12
盈利模式不清晰 共享充电宝:真痛点还是伪需求 共享充电宝悄然亮相,消费者仍然好奇和陌生,但市场竞争已狼烟四起。 4月12日,共享充电宝企业“来电科技”将竞争对手“街电科技”告上法庭,理由是“专利侵权”。一场纠纷,揭开了共享充电宝领域的市场争夺战。 据公开数据统计,从3月31日到4月10日,10天时间,5笔融资,超20家机构入局,融资金额逼近3亿元。同时,有投资人透露,至少还有数个新玩家在入场。不完全统计显示,IDG、红点中国、腾讯、金沙江创投、元璟资本和知名个人天使投资人王刚等都已投资了共享充电宝类型的创业公司。 市场硝烟弥漫,资本频繁布局,但“蝇头小利”的充电宝,其市场想象空间究竟有多大?对于消费者和商户而言,充电是真痛点还是伪需求?它会给共享经济带来新的希望,还是会陷入高开低走的窘境? 虽然生长于共享经济的黄金时代,但共享充电宝的现在和未来仍然不算明朗。 2017年4月12日,北京朝阳大悦城,用户从设备上租赁充电宝。新京报记者 李强 摄 现状 至少15家企业密集入局 共享充电宝正在占领商场。如果你在北京的商场或者车站等公共场所留意,可能会发现多了许多共享充电装置。用户扫码,就可以租借一个充电宝,或者实现付费快速充电。 这正是最近流行的共享充电宝。市面上的共享充电宝从使用场景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是移动模式下的移动共享,代表是“来电科技”,主攻大场景;人和充电设备都是可以移动的,比如从A地借充电宝到B地还,主攻大场景大设备,包括商场、高铁、火车站、机场、景点、医院等人流量大的地方,一台单机设备可放几十个充电宝。 二是固定场景下的移动共享,代表是“街电科技”,主攻小场景;人在A点附近活动时,有借充电宝的需求,可以从一个没那么大的机柜里付押金后借出。主攻小型柜台,场景包括餐厅、咖啡馆、酒吧等,一般单柜有6个或12个充电宝。 三是固定场景下的固定共享,代表是“小电”,主打的是每一张桌面;线机一体,桌面上有共享充电宝时,不需要交付押金,扫码付费后就可以直接充电。 寻找中国创客记者探访发现,目前主流的三种共享充电宝模式已经分别进驻北京的主要商场,且操作流程、缴费方法和归还方式大同小异。 从操作流程来看,共享充电宝的借取流程大致可以分为四步,扫码——注册——付款——借出,一般情况下整个流程花费不到3分钟。归还方式则类似于共享单车,用户可以在公众号平台上根据充电宝的GPS定位,就近归还。三种模式的付费方法都选择了扫码付费,一般为前0.5-1小时免费,此后每小时收费1元。 不同的是,“来电科技”除提供充电宝之外,也提供数据线出售服务,并具有信用免押金服务;“小电”则不需要缴纳押金,用户扫码下单后即可连线计费充电。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共享充电宝行业已有至少15家创业公司入局。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来电科技”、“街电”和“小电”三家,这三家的A轮融资都已接近或冲破亿元。 痛点 手机充电已经成为刚需 2013年底,袁炳松在浏览淘宝双十一数据的时候发现,24小时内,淘宝共卖出了200万份充电宝。 他感觉,手机充电是个硬需求。 手机充电,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移动设备用户数接近50亿,中国已经超过13亿,每天大概有10亿多次充电行为,有1亿多次充电行为在家里办公室以外,国内存量的充电宝有20多亿。 第二年,袁炳松创立了来电科技,主打充电宝租赁。 “小电”创始人唐永波则补充说,在今天,共享理念已经拥有了广泛的用户基础。 于如今的中国消费者而言,共享经济不再是一个陌生词汇。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达39450亿元,增长率为73.3%。 “手机功能不断增加,智能机电池续航能力却有限,充电是一件高频刚需的事情。”元璟资本合伙人陈洪亮认为。 与手机充电需求相悖的是充电宝本身不小的体积和接近一斤的重量。 “2013年开始移动支付逐渐普及,未来的习惯是简单出行,很多人出门连卡和钱包都不想带,谁还想着带一个充电宝?”袁炳松谈道。 在他看来,共享充电宝可能比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更健康。 “首先,充电宝的成本比单车更低。充电宝的售价普遍低于100元,一辆共享单车的成本至少要在300元左右。同时,因为使用场景在半公共场所,甚至是商家店铺里面,自然损耗程度较低,维护费用低。其次,共享充电宝行业受到的政策影响较小,甚至还可以帮助政府解决充电宝未来扔给谁的问题。” 4月12日,用户在查看某商场充电宝租借机。新京报记者 李强 摄 场景 共享充电宝使用频次受限 作为某餐饮店店长,彭先生对共享充电宝反而有着担忧。 两天前,彭先生接到上级通知要入驻共享充电宝。他发现,这个充电宝是要顾客自己付费使用的。而此前,为了提高顾客的消费体验,彭先生的店里一直免费提供充电宝,吧台里面也可以直接充电,这两个渠道已经可以解决顾客需要。“顾客来吃饭的时候,充个电还要让客人交钱,这种服务会不会让顾客产生反感情绪?”彭店长怀疑。 另一家餐厅承认,让充电宝入驻是个误会,“老板一开始以为这是免费的,后来才发现客人充电要扫码付钱,但设备已经送来了。” 据店员描述,机器到店里已经有三、四天时间,一次没使用过。 与商户合作,是共享充电宝的主流使用场景之一,但从体验端来看,现实并不十分美好。即使主攻大场景的共享充电设备也面临着使用频次的考验。 寻找中国创客记者探访发现,即使坐落在流量巨大的购物中心,机柜式共享充电宝也谈不上热闹。 4月10日,北京朝阳区某大型购物中心,工作日下班晚高峰。 经记者测算,半小时内共有13位消费者来到“来电科技”机柜前希望借取充电宝,其中7人成功借出,6人未完成借取,无人购买数据线。 未借取的6人中,2人将柜机误当作了充电端口;4人发现需要缴纳100元押金后选择离开。 这正是摆在共享充电宝行业面前的挑战:如何培育起用户习惯,进而提升使用频次。 “以共享单车为例,供给规模足够大的时候,必须要使用但不一定要拥有的东西就可以变成共享的基础。充电宝是一个道理,要先解决的是供给端的规模化的问题,从而改变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小电创始人唐永波说。 变现 “没打算现在就盈利” 不声不响中,规模的“闪电战”已经打响。截至目前,来电科技已经进入了80多座城市,铺设了1700多台机器,每天租借两万余次,“小电”也已入驻了北京、杭州、上海、深圳、广州5座城市,唐永波透露,接下来将会开通20—30个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BAT三巨头中的两家已经开始入局。 先是腾讯成为“小电”的战略投资方,据悉腾讯是由金沙江创投创始人朱啸虎介绍迅速入局。 “来电科技”也已和蚂蚁金服达成战略合作,推出信用免押金服务。用户可在其自助租借网点,凭借芝麻信用积分即可免押金租借充电宝。 目前来看,现阶段大家的盈利模式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充电宝本身租赁费用;二是押金;三是屏幕和充电宝承载的广告收入。 据袁炳松透露,目前,来电科技的充电宝每台每天被借出0.7~0.8次,单日收益平均2元。一台充电宝成本在90元左右,循环使用次数约为800次。在不考虑充电宝柜台成本、场地费用外,一台充电宝平均45天就能回收成本。 不约而同,快速跑马圈地成为行业从业者的共识。 “去年我们制定的目标是百城万点,这种情况下我是可以挣到钱的,但现在的目标变成了百城百万点,先跑马圈地扩大规模。”袁炳松说。 “我们还没有考虑盈利,作为基础设施供应商,还是想把规模程度和密集度给铺起来,后面再去思考具体的盈利模式。”唐永波说。 挑战 投资人五问风险 “共享充电宝这件事是十分符合互联网思维的,一是获取流量简单,拥有用户价值和流量价值;二是异地复制容易;三是在资本助推下易快速扩大规模,获取红利,这也是资本市场青睐这类项目的原因。”星瀚资本投资总监赵豪分析。 在他眼中,这个市场有可能会成长到近百亿的规模,但目前来看,行业中还存在着许多难以规避的风险和压力,伴随风口的往往是愈来愈大的泡沫。 第一,整个行业面临着技术变革的风险。业内需要考虑的两重风险,一是电池技术的变革升级,手机电池电量扩容到能满足用户电量需求,更便宜、更轻便、容量更大的充电宝被推出时,充电宝租赁市场会不会变小?二是充电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后,充电宝的使用场景会不会被进一步蚕食? 第二,存在着产品替代性危险。充电的需求的确存在,但在大小应用场景里这种需求很容易被其他方式所替代。尤其在小场景里,共享充电宝很容易被充电端口消灭,也可能店家被准备的免费充电宝或租赁充电宝所替代。相对而言,大场景没那么容易被颠覆。 第三,行业易面临恶性竞争。大小场景都可能出现恶性竞争,导致订单分流、价格下跌,行业竞品越来越多话语权递到商户方,还可能涉及入场费等方面的压力。 第四,盈利模式单一,广告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共享充电宝创业者眼中,广告收入是未来重要的现金流之一,但它的价值和收益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以机柜式为例,这和线下的分众传媒等媒体的差异性并不大,竞争同样很激烈。 在他看来,精准化营销是共享充电宝企业未来的出路之一。“但还要看他们收集上来的数据比地图类或社交类应用收集的数据价值大还是小,收集到的数据能不能达到可用标准。”赵豪说。 除此之外,手机数据的安全性,始终是共享充电宝行业绕不开的问题。 未来 绕不开的资本持久战 进入北京后,袁炳松感叹,北京的投资套路是“真野”。 “我说我就需要5000万,投资人告诉我这个事情5000万根本打不住,这是一个资本大战,是个资本驱动型市场,要尽可能的拿更多的钱,资本愿意花钱来买抢占市场规模的时间。”袁炳松回忆说。 “去年我们制定的目标是百城万点,这种情况下我是可以挣到钱的,但现在行业突然起风了,更多的玩家涌了进来,资本跟我说这目标定得太低了,于是我们现在的目标改成了百城十万点,2019年上半年达到百城百万点,先跑马圈地扩大规模。” 要快,要再快,袁炳松一直在深圳小步快跑,发现资本市场希望的是他没命的跑,是坐着火箭往前冲。 不可否认,这个准入门槛低,投入成本少,盈利模式清晰的市场已然硝烟弥漫,“百电大战”近在咫尺。 在袁炳松看来,这场仗不得不打,而且是场持久战,想要冲到最后就必须备足兵马粮草。“我拿美金的原因就是因为美金打仗更好打,竞争到最后我可能要融资7、8个亿美金能把这场仗打完,人民币拿40、50个亿是比较困难的,一群股东在下面董事会都不好开;另外美元资本对“打仗”这事也更包容。” 袁炳松预计,今年下半年这场仗会进行到更激烈的阶段。“可能会打价格战,有人会推出两小时免费,三小时免费,打补贴战。” 在陈洪亮看来,共享充电宝市场未来能跑出来的企业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切入消费者端的模式要足够的轻,包括取消借和还,去除押金等方面,门槛越低越好,要让消费者更自然地进入新的消费场景中; 第二,从团队本身来考量,既要兼具地面运营能力,也要兼备产品本身的技术能力,共享充电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里面也存在许多的产品门槛,包括电池稳定性、连接性等要求; 第三除了本身团队之外,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和它形成角对的生态团体,比如招募城市合伙人,要搭建出整个体系,让社会上的更多的人有所参与。 因此,在元璟资本合伙人陈洪亮眼中,共享充电宝的资本持久战要分为“持久”和“战”两个点来理解。 首先“持久”是必然的。“任何企业从开始创立到IPO,都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没有一家公司说我能在一两年时间里就把这个市场占领住,五年已经是个比较快的时间。” 另外是“战”的部分。“我不希望看到把资本烧在过去出现过的补贴战里面,而是希望把资本用于技术改进、产品改进,放在服务消费者本身,而不是烧在对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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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评论 2017-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