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极科头条 极科网共享监测平台 下一个产业生态共享独角兽 1970-01-01 08:00:00 来源:极科网 领域:大事件 浏览:14

随着技术革新速度的加快,持续推动着科研技术的更新迭代。测试,作为保证创新技术质量的重要一环,贯穿设计研发、实验验证等各个环节,行业用户需要更为快速可靠、灵活通用的测试系统,能够满足测试功能覆盖全面且高度灵活,帮助科研攻关,同时保证创新科技质量、缩短面市时间、降低生产成本,响应市场发展方向和需求,让创新技术快速到实际场景中进行落地。

极科网是一个共享平台,贯穿整个科技成果转化过程,通过市场化方式全面整合高等院校、大型科研机构、企事业单位等科技相关机构以及科研人员,为从事科研的机构及个人在产品研发、生产制造和市场推广全过程提供高效便捷的资源信息服务,同时为科技资源供给方拓宽营收渠道,解决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主要矛盾,全面提升全社会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线上精准匹配、线下精准服务,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共享测试测量是我们服务的内容之一,通过对测试测量领域的整合,筛选除了一批优质的测试测量机构,方用测试网正是极科网共享测试测量合作平台之一。

方用测试网拥有国内高水平的测试专家,对于测试方法,问题诊断,有丰富的实际经验。依托联合多家国内领先的测试实验室搭建的测试服务共享平台,为用户提供十一大类被测物体的标准测试服务和定制测试服务,涉及无线通信、物联网、汽车电子、新材料、人工智能、智能家居等多个领域。

方用测试网的服务分为:标准测试和定制化测试。标准测试包括邮寄被测物测试和自带被测物到实验室测试,定制化测试是针对用户的多样化的需求,提供可选择的专业测试服务,满足用户的不同需求。

同时,方用科技凭借雄厚的专家团队,可以为用户提供测试测量相关的技术咨询、检验检测方法、测试报告的解读分析及设计的整改建议服务。

测试是可以科技成果转化中重要的一环,依托方用测试网的业务能力及极科网网综合资源优势,科技项目能更好的把握发展方向和市场需求,提升科技创新成果竞争力和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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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科技成果评价:市场“唱主角” 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扩大科研机构、高校和科研人员的自主权。让政府逐渐从具体事务的管理中撤出,主要考虑宏观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等,更好地发挥政府“无形的手”的调控作用。 从市场的角度来讲,第三方机构应该从科学、客观和权威的角度来充分发挥和行使科技成果鉴定的职能,遵从科学和证据导向,确保鉴定过程是科学可信的,鉴定结果要经得住事实和历史的考验。 科技成果评价是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重要环节,过去一直由政府科技主管部门对科技成果进行鉴定。近日,科技部已正式废止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各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的科技成果评价工作,将由委托方交给专业评价机构执行。专家认为,这意味着我国正探索和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科技成果评价机制,新型科技成果评价将由市场“唱主角”。 “裁判员”和“运动员”要分离 “在各级科技行政部门的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办法正式废止前,科技成果鉴定是由政府进行操作的。”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国梁看来,这是一种行政化的方式,是历史遗留问题。“在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化体系中政府职能体现在社会各界的方方面面,包括科技界的人员管理、经费管理、奖励、成果鉴定等等,都是由行政主导各个环节。” “现在废止政府进行科技成果鉴定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从整体上来看,这是一种进步。”杨国梁说。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尚智丛也表示,此次科技成果鉴定办法的废止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提倡的科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科技成果鉴定的最终成果是为了将来在市场经济中使用,要最终转化为生产力。政府本来应当是科技事务的管理部门,又从事科技成果鉴定的话,就像是‘裁判员’和‘运动员’一体了。”尚智丛表示。 现在科技成果评价工作交由专业机构执行,相当于“裁判员”和“运动员”分离。尚智丛强调,各类研究项目由第三方来评价其成果是否达到要求,而且是否适合于转化为生产力,这样成果转化就可以进入市场进行筛选,实现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 从政府到市场的让渡 科技部创新发展司司长许倞此前曾表示,按照国务院有关部署,按照依法行政、转变职能、加强监管、优化服务的原则,明确科技成果鉴定要改变管理方式,科技成果评价工作由委托方委托专业评价机构进行,由行业组织或中介机构实行自律管理。在许倞看来,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取代主管部门进行成果评价,可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的作用,进一步“简政放权”。 “用市场来鉴定科技成果的价值,更符合市场经济这个大的框架。从以前行政化的成果鉴定思路转向由市场进行鉴定,这是科技成果评价权限从政府到市场的让渡。”杨国梁认为,这有利于真正有市场价值的科技成果脱颖而出。 “最近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也在提‘放管服’,进一步扩大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自主权,把一些计划经济时代政府部门科技管理的职能让渡给研究机构、高校和市场。从整体上来看,这也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大体思路。把政府以前‘管得过死’‘管得过多’‘手伸得过长’的问题逐步进行改善。把除了宏观导向和政策以外的一些具体权限逐渐让渡给市场、第三方机构、科研机构或科研人员自身。”杨国梁补充道。 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扩大科研机构、高校和科研人员的自主权。让政府逐渐从具体事务的管理中撤出,主要考虑宏观发展战略、规划、政策等,更好地发挥政府“无形的手”的调控作用。 政府和市场统筹协调 不少专家表示,科技成果转化更多是一种市场行为,但同时也需要政府的引导与支持,要统筹用好“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让各类市场主体能真正行动起来。 科技部副部长李萌曾表示,科技管理部门主要应规范科技成果评价机构的发展,研究开展科技成果评价服务的指导性意见建议,通过政策引导,“既为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留足空间,也要掌握底线、引导服务机构健康持续发展。” 杨国梁建议,从政府的角度应当对科技成果鉴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标准和条例等。“比如第三方机构需要什么样的资质,第三方机构如何在鉴定过程中保持客观独立性,鉴定过程有什么样的标准化流程等等。”总体而言,政府可以在宏观政策的引导和规定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而从市场的角度来讲,杨国梁认为,第三方机构应该从科学、客观和权威的角度来充分发挥和行使科技成果鉴定的职能,遵从科学和证据导向,确保鉴定过程是科学可信的,鉴定结果要经得住事实和历史的考验。同时,第三方机构还要提升自己的能力与公信力。“如果政府和市场第三方机构都能在各自的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就会更好地完成科技成果鉴定的工作。” 而在尚智丛看来,政府首先应履行好政策制定者的职能,然后利用政府资金资助科学研究项目。“政府实际上是政策制定者,也可以是政府项目的资助者,但是成果的鉴定还是应交由市场以便完成成果的资源配置、筛选。” 尚智丛表示,历史上,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我们各类社会组织都带有很强的政府色彩。比如很多社会组织和学术团体都由政府部门作为主管、主办或挂靠单位。这就使得很多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应当逐步去除社会组织与政府的这种联系,使其成为完全独立的组织。”尚智丛说。 杨国梁也认为,随着我国各项改革逐渐深入,随着各项制度的完善,这些问题应该会逐步得到改善。“改革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这也正是我们下一步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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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评论 2017-04-11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将动工 承接医疗器械等多领域成果转化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项目、由北京中关村与本市宝坻区共同打造的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今年6月将启动建设,2019年将具备企业入驻条件。未来,这里将主要承接北京中关村在互联网、生物工程、医疗器械等领域的科研成果转化任务。 京津中关村科技城位于宝坻城区北部,总规划占地面积14.5平方公里,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动工,科技城将陆续启动中关村医疗器械园、中关村生命园,以及中关村协同发展中心的建设工作。科技城企业绝大部分来自北京中关村。 为了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推出多项举措,不仅从人才引进、科技奖励、融资租赁等政策方面给予保障,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以中关村协同创新投资基金为依托,为有发展前景的入园企业提供无抵押担保的资金支持。中关村协同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招商运营总监张娟介绍:“因为我们自己有协同发展创新基金,为企业做担保,入园的企业经我们专家组审核的话,我们可以提供无抵押担保资金。中关村协同发展创新基金只为京津中关村科技城服务。” 现位于北京大兴的中关村医疗器械园,共有医疗器械企业二十多家。受北京城市定位和土地供应等因素的影响,科研成果转化进度遇到瓶颈。园区运营总监吴文广表示,园区目前已经和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签约,未来进驻后,企业在科研成果转化、产业化方面的动能将得到显著提升。吴总监介绍:”我们在北京的规模是288亩地,到宝坻那边是500多亩地,翻了一倍。北京这边在高端医疗器械,主要以研发为主,宝坻那边以生产为主。北京现在疏解首都功能,现在医疗器械的环评在北京很难有这种条件了。“ 按照北京、宝坻两地签署关于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的合作框架协议,科技城将分5期进行开发建设,整体运营周期为30年。预计可创造税收577亿元,提供就业岗位11.7万个。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管理方、天津宝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洪印表示,京津中关村科技城将北京中关村在创业孵化、科技服务、金融服务、配套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向宝坻延伸,进一步提升了宝坻自身的产业发展水平。张洪印说:”前期我们是以项目落地、产业化先做配套环境,几个平台的打造:人才服务平台,金融服务平台、一站式服务平台,把产业环境做好了。“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逐步深化,北京天津两地决定建设武清京津产业新城、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蓟州京津州河科技产业园、宁河京津合作示范区,这四个园区虽然定位不同,承接的产业各异,但都为天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提供了重要载体,同时也给天津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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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关村科技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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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评论 2017-04-13
盈利模式不清晰 共享充电宝:真痛点还是伪需求 共享充电宝悄然亮相,消费者仍然好奇和陌生,但市场竞争已狼烟四起。 4月12日,共享充电宝企业“来电科技”将竞争对手“街电科技”告上法庭,理由是“专利侵权”。一场纠纷,揭开了共享充电宝领域的市场争夺战。 据公开数据统计,从3月31日到4月10日,10天时间,5笔融资,超20家机构入局,融资金额逼近3亿元。同时,有投资人透露,至少还有数个新玩家在入场。不完全统计显示,IDG、红点中国、腾讯、金沙江创投、元璟资本和知名个人天使投资人王刚等都已投资了共享充电宝类型的创业公司。 市场硝烟弥漫,资本频繁布局,但“蝇头小利”的充电宝,其市场想象空间究竟有多大?对于消费者和商户而言,充电是真痛点还是伪需求?它会给共享经济带来新的希望,还是会陷入高开低走的窘境? 虽然生长于共享经济的黄金时代,但共享充电宝的现在和未来仍然不算明朗。 2017年4月12日,北京朝阳大悦城,用户从设备上租赁充电宝。新京报记者 李强 摄 现状 至少15家企业密集入局 共享充电宝正在占领商场。如果你在北京的商场或者车站等公共场所留意,可能会发现多了许多共享充电装置。用户扫码,就可以租借一个充电宝,或者实现付费快速充电。 这正是最近流行的共享充电宝。市面上的共享充电宝从使用场景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是移动模式下的移动共享,代表是“来电科技”,主攻大场景;人和充电设备都是可以移动的,比如从A地借充电宝到B地还,主攻大场景大设备,包括商场、高铁、火车站、机场、景点、医院等人流量大的地方,一台单机设备可放几十个充电宝。 二是固定场景下的移动共享,代表是“街电科技”,主攻小场景;人在A点附近活动时,有借充电宝的需求,可以从一个没那么大的机柜里付押金后借出。主攻小型柜台,场景包括餐厅、咖啡馆、酒吧等,一般单柜有6个或12个充电宝。 三是固定场景下的固定共享,代表是“小电”,主打的是每一张桌面;线机一体,桌面上有共享充电宝时,不需要交付押金,扫码付费后就可以直接充电。 寻找中国创客记者探访发现,目前主流的三种共享充电宝模式已经分别进驻北京的主要商场,且操作流程、缴费方法和归还方式大同小异。 从操作流程来看,共享充电宝的借取流程大致可以分为四步,扫码——注册——付款——借出,一般情况下整个流程花费不到3分钟。归还方式则类似于共享单车,用户可以在公众号平台上根据充电宝的GPS定位,就近归还。三种模式的付费方法都选择了扫码付费,一般为前0.5-1小时免费,此后每小时收费1元。 不同的是,“来电科技”除提供充电宝之外,也提供数据线出售服务,并具有信用免押金服务;“小电”则不需要缴纳押金,用户扫码下单后即可连线计费充电。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共享充电宝行业已有至少15家创业公司入局。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来电科技”、“街电”和“小电”三家,这三家的A轮融资都已接近或冲破亿元。 痛点 手机充电已经成为刚需 2013年底,袁炳松在浏览淘宝双十一数据的时候发现,24小时内,淘宝共卖出了200万份充电宝。 他感觉,手机充电是个硬需求。 手机充电,在现代人的生活中越来越重要。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移动设备用户数接近50亿,中国已经超过13亿,每天大概有10亿多次充电行为,有1亿多次充电行为在家里办公室以外,国内存量的充电宝有20多亿。 第二年,袁炳松创立了来电科技,主打充电宝租赁。 “小电”创始人唐永波则补充说,在今天,共享理念已经拥有了广泛的用户基础。 于如今的中国消费者而言,共享经济不再是一个陌生词汇。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模达39450亿元,增长率为73.3%。 “手机功能不断增加,智能机电池续航能力却有限,充电是一件高频刚需的事情。”元璟资本合伙人陈洪亮认为。 与手机充电需求相悖的是充电宝本身不小的体积和接近一斤的重量。 “2013年开始移动支付逐渐普及,未来的习惯是简单出行,很多人出门连卡和钱包都不想带,谁还想着带一个充电宝?”袁炳松谈道。 在他看来,共享充电宝可能比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更健康。 “首先,充电宝的成本比单车更低。充电宝的售价普遍低于100元,一辆共享单车的成本至少要在300元左右。同时,因为使用场景在半公共场所,甚至是商家店铺里面,自然损耗程度较低,维护费用低。其次,共享充电宝行业受到的政策影响较小,甚至还可以帮助政府解决充电宝未来扔给谁的问题。” 4月12日,用户在查看某商场充电宝租借机。新京报记者 李强 摄 场景 共享充电宝使用频次受限 作为某餐饮店店长,彭先生对共享充电宝反而有着担忧。 两天前,彭先生接到上级通知要入驻共享充电宝。他发现,这个充电宝是要顾客自己付费使用的。而此前,为了提高顾客的消费体验,彭先生的店里一直免费提供充电宝,吧台里面也可以直接充电,这两个渠道已经可以解决顾客需要。“顾客来吃饭的时候,充个电还要让客人交钱,这种服务会不会让顾客产生反感情绪?”彭店长怀疑。 另一家餐厅承认,让充电宝入驻是个误会,“老板一开始以为这是免费的,后来才发现客人充电要扫码付钱,但设备已经送来了。” 据店员描述,机器到店里已经有三、四天时间,一次没使用过。 与商户合作,是共享充电宝的主流使用场景之一,但从体验端来看,现实并不十分美好。即使主攻大场景的共享充电设备也面临着使用频次的考验。 寻找中国创客记者探访发现,即使坐落在流量巨大的购物中心,机柜式共享充电宝也谈不上热闹。 4月10日,北京朝阳区某大型购物中心,工作日下班晚高峰。 经记者测算,半小时内共有13位消费者来到“来电科技”机柜前希望借取充电宝,其中7人成功借出,6人未完成借取,无人购买数据线。 未借取的6人中,2人将柜机误当作了充电端口;4人发现需要缴纳100元押金后选择离开。 这正是摆在共享充电宝行业面前的挑战:如何培育起用户习惯,进而提升使用频次。 “以共享单车为例,供给规模足够大的时候,必须要使用但不一定要拥有的东西就可以变成共享的基础。充电宝是一个道理,要先解决的是供给端的规模化的问题,从而改变消费者的行为习惯。”小电创始人唐永波说。 变现 “没打算现在就盈利” 不声不响中,规模的“闪电战”已经打响。截至目前,来电科技已经进入了80多座城市,铺设了1700多台机器,每天租借两万余次,“小电”也已入驻了北京、杭州、上海、深圳、广州5座城市,唐永波透露,接下来将会开通20—30个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BAT三巨头中的两家已经开始入局。 先是腾讯成为“小电”的战略投资方,据悉腾讯是由金沙江创投创始人朱啸虎介绍迅速入局。 “来电科技”也已和蚂蚁金服达成战略合作,推出信用免押金服务。用户可在其自助租借网点,凭借芝麻信用积分即可免押金租借充电宝。 目前来看,现阶段大家的盈利模式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充电宝本身租赁费用;二是押金;三是屏幕和充电宝承载的广告收入。 据袁炳松透露,目前,来电科技的充电宝每台每天被借出0.7~0.8次,单日收益平均2元。一台充电宝成本在90元左右,循环使用次数约为800次。在不考虑充电宝柜台成本、场地费用外,一台充电宝平均45天就能回收成本。 不约而同,快速跑马圈地成为行业从业者的共识。 “去年我们制定的目标是百城万点,这种情况下我是可以挣到钱的,但现在的目标变成了百城百万点,先跑马圈地扩大规模。”袁炳松说。 “我们还没有考虑盈利,作为基础设施供应商,还是想把规模程度和密集度给铺起来,后面再去思考具体的盈利模式。”唐永波说。 挑战 投资人五问风险 “共享充电宝这件事是十分符合互联网思维的,一是获取流量简单,拥有用户价值和流量价值;二是异地复制容易;三是在资本助推下易快速扩大规模,获取红利,这也是资本市场青睐这类项目的原因。”星瀚资本投资总监赵豪分析。 在他眼中,这个市场有可能会成长到近百亿的规模,但目前来看,行业中还存在着许多难以规避的风险和压力,伴随风口的往往是愈来愈大的泡沫。 第一,整个行业面临着技术变革的风险。业内需要考虑的两重风险,一是电池技术的变革升级,手机电池电量扩容到能满足用户电量需求,更便宜、更轻便、容量更大的充电宝被推出时,充电宝租赁市场会不会变小?二是充电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后,充电宝的使用场景会不会被进一步蚕食? 第二,存在着产品替代性危险。充电的需求的确存在,但在大小应用场景里这种需求很容易被其他方式所替代。尤其在小场景里,共享充电宝很容易被充电端口消灭,也可能店家被准备的免费充电宝或租赁充电宝所替代。相对而言,大场景没那么容易被颠覆。 第三,行业易面临恶性竞争。大小场景都可能出现恶性竞争,导致订单分流、价格下跌,行业竞品越来越多话语权递到商户方,还可能涉及入场费等方面的压力。 第四,盈利模式单一,广告收益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共享充电宝创业者眼中,广告收入是未来重要的现金流之一,但它的价值和收益是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以机柜式为例,这和线下的分众传媒等媒体的差异性并不大,竞争同样很激烈。 在他看来,精准化营销是共享充电宝企业未来的出路之一。“但还要看他们收集上来的数据比地图类或社交类应用收集的数据价值大还是小,收集到的数据能不能达到可用标准。”赵豪说。 除此之外,手机数据的安全性,始终是共享充电宝行业绕不开的问题。 未来 绕不开的资本持久战 进入北京后,袁炳松感叹,北京的投资套路是“真野”。 “我说我就需要5000万,投资人告诉我这个事情5000万根本打不住,这是一个资本大战,是个资本驱动型市场,要尽可能的拿更多的钱,资本愿意花钱来买抢占市场规模的时间。”袁炳松回忆说。 “去年我们制定的目标是百城万点,这种情况下我是可以挣到钱的,但现在行业突然起风了,更多的玩家涌了进来,资本跟我说这目标定得太低了,于是我们现在的目标改成了百城十万点,2019年上半年达到百城百万点,先跑马圈地扩大规模。” 要快,要再快,袁炳松一直在深圳小步快跑,发现资本市场希望的是他没命的跑,是坐着火箭往前冲。 不可否认,这个准入门槛低,投入成本少,盈利模式清晰的市场已然硝烟弥漫,“百电大战”近在咫尺。 在袁炳松看来,这场仗不得不打,而且是场持久战,想要冲到最后就必须备足兵马粮草。“我拿美金的原因就是因为美金打仗更好打,竞争到最后我可能要融资7、8个亿美金能把这场仗打完,人民币拿40、50个亿是比较困难的,一群股东在下面董事会都不好开;另外美元资本对“打仗”这事也更包容。” 袁炳松预计,今年下半年这场仗会进行到更激烈的阶段。“可能会打价格战,有人会推出两小时免费,三小时免费,打补贴战。” 在陈洪亮看来,共享充电宝市场未来能跑出来的企业至少要具备以下三个特征: 第一,切入消费者端的模式要足够的轻,包括取消借和还,去除押金等方面,门槛越低越好,要让消费者更自然地进入新的消费场景中; 第二,从团队本身来考量,既要兼具地面运营能力,也要兼备产品本身的技术能力,共享充电并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里面也存在许多的产品门槛,包括电池稳定性、连接性等要求; 第三除了本身团队之外,也需要更多社会力量和它形成角对的生态团体,比如招募城市合伙人,要搭建出整个体系,让社会上的更多的人有所参与。 因此,在元璟资本合伙人陈洪亮眼中,共享充电宝的资本持久战要分为“持久”和“战”两个点来理解。 首先“持久”是必然的。“任何企业从开始创立到IPO,都至少需要五年的时间,没有一家公司说我能在一两年时间里就把这个市场占领住,五年已经是个比较快的时间。” 另外是“战”的部分。“我不希望看到把资本烧在过去出现过的补贴战里面,而是希望把资本用于技术改进、产品改进,放在服务消费者本身,而不是烧在对手身上。”
  • 共享充电宝
  • 伪需求
  • 市场
0评论 2017-04-13
国家科技创新重点政策落地:从白送被拒到身价2.3亿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科技体制改革 “去年,我们北大软件所和某知名公司签订了8000万元的软件专利许可合同。但是5年前,我们曾想把这项技术免费送给该公司,因为没有产品,被该公司拒绝了。如今该公司前后却花费了2.3个亿来重启合作。”24日,重点研发专项负责人、北京大学教授黄罡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国家科技创新重点政策落实情况”座谈会上感慨道。 十八大以后,中央把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中“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密集研究部署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随着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的出台,科技体制机制的主体架构已基本确立,改革工作的重心已经从规划部署转到全面落实。 怎样才能有效落实这些政策?政策之间有没有交差?落实政策中有什么难点?解决这些难点有什么好的经验?24日,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一行到北京大学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从免费赠送被拒到花费2.3个亿购买,为什么某知名公司要花费如此大的代价? “我们在成果转化中发现,即使是产业界领军型IT企业和高校的前沿科技研究之间,人才和理念上差距都比较大。在高校中,成果转化专职人才也比较匮乏,我们软件所有400个老师,3000个学生,而专职从事成果转化的科研人员只有2个人。”黄罡说。 黄罡团队的技术之所以最后有所突破,用他的话说实属幸运。“2013年,从事这项研究的博士生毕业了,开始创业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同时,2015年新修订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颁布,为转化成果扫除了障碍。这才有了后来,该公司花8000万元购买专利许可费,并用1亿元入股该博士生创业的公司,以及提供5000万元给北大软件所来支持面向产学研的合作。”黄罡说。 对此,万钢指出,当前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要加强各项政策落实。 万钢表示,我国已经进入创新发展的新阶段,要围绕构筑国家的先发优势,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技术体系,加速引领产业的变革。科技部2017年的主要工作便是抓政策落实,查找政策落实中的难点、堵点,总结解决政策落实难点的经验,打通堵点。 “要充分把握科技创新政策,贯彻落实‘转段’的关键节点,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科研服务‘做加法’,增强科技人员获得感,监督管理重点‘做减法’,提高科研效率。”万钢特别强调,“我们的思想认识、工作布局、方式方法、能力素质都要转换频道和提档升级,服务于抓落实这个工作的大局和中心,加强服务,创新监督方式,增强科技人员获得感。”
  • 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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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科技体质
0评论 2017-04-26